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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家的管理智慧-有机颜料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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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家的管理智慧
来源:  |  日期: 2009-9-9

    在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,墨家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派。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。墨子的管理思想包括“十论”:尚贤、尚同、节葬、节用、非乐、非命、尊天、事鬼、兼爱和非攻。这是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管理理论体系。

    兼爱相利的管理伦理

    墨子提出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的思想,这是墨家学派区别于先秦诸子百家最突出的理论标志。墨子对该思想的论述,涉及了“兼爱为本”的伦理基础、“兼以易别”的行为选择,以及“爱人若己”的利益相关原则等管理伦理问题。

    兼爱为本的伦理基础

    墨子所说的“兼爱”,就是不分彼此、不分亲疏、不分远近的普遍的爱,与儒家的“仁爱”相比较,有着重大的区别。

    第一,儒家所说的“仁”,以“亲亲”为基础,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亲情的推演。而墨子主张的兼爱则是一种无差等的普遍的爱,超越了血缘、地域的差别。

    第二,儒家所说的“仁者爱人”,侧重于仁者的“克己”,强调自我的道德修养,并不关注别人的回报,重在伦理学上的义务。墨子所说的“兼爱”,则落实到“交相利”之上,如果做到了“兼相爱”,人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回报,获取利益。这体现着鲜明的功利观。

    第三,儒家所说的“仁爱”,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,完全是出自人的内在本性。而墨子认为,他所说的“兼爱”是出于天的意志,即“天志”。在墨子看来,公正、公平是天的本质,天的运行,广大而没有私心,上天会根据人们是否做到了“兼爱”而进行赏罚,这就使人们的“兼爱”行为带上了某种外在的约束与规范。

    兼以易别的行为选择

    在墨子看来,人类相互不友爱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,而不为他人着想,相互猜疑、对抗、争夺,墨子把这种状况称之为“别”。他的解决方法就是用“兼相爱”来取代“交相别”,对待他人好像对待自己一样。

    墨子比较了“兼者”和“别者”的行为方式及其效果,说明“兼相爱”与“交相别”对人际交往和管理活动的影响。

    假设有两位君主,其中的一位贯彻“别”的主张,另一位贯彻“兼”的主张,于是这位“别君”会说:“我哪能把我统治下的万民百姓的身体,看成是自己的身体呢?这太不合情理了:人生在世没有多少时间,我个人享受还不够呢!”因此返身观察他治下的百姓:有挨饿的他不馈赠食物,有受冻的他不惠赠衣裳,有生病的他不帮助护理,有死亡的他不及时埋葬。而“兼君”则说:“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,一定要先为众多百姓着想,然后再考虑自身。”因此返身观察他治下的众多百姓,其生活安宁踏实。

    那么请问:如果遭受瘟疫饥荒,老百姓会选择投奔哪一位君主呢?显然只会是投奔后者而不是前者。

    墨家所提倡的这种“将身比身”、“将心比心”的兼爱思想,历代统治者确实难以完全做到,但只要有这份“心”,就可以收到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的良好效果。

    “爱人若己”的利益相关原则

    在墨子看来,人们总是爱自己的,但如果只知道爱自己而不知道爱别人,甚至害人以自利,会导致最终无法获得自己的利益。反过来,如果真正从爱己、利己的动机来考虑问题和待人处事,恰恰就应该关爱别人,充分地考虑到别人的利益,做到“爱人若己”,这样才能够达成共享其利的结果。

    墨子所主张的兼爱学说,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误解,认为就是鼓吹“爱人”而不“爱己”。对此,后期墨家专门做出解释,即爱护他人也不排除爱护自己。当然,墨家的基本立场还是突出爱的奉献。在他们看来,圣人爱己的目的也是为了爱人,实行仁义的事业。

    日本企业家吉田忠雄提出一个“利润三分法”。他说:“我一贯主张多办益善,利润不可独吞。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:三分之一是质量较好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者大众,三分之一交给销售我们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,三分之一用在自己的工厂。”吉田把自己的做法称之为“善的循环”。他说:“如果我们散播善的种子,予人以善,那么,善还会循环归给我们。善在我们之间不停地循环运转,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。”

    尚同尚贤的组织原则

    墨子在组织管理方面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“一同天下之义”的认识,要求整个组织统一服从于管理者的思想和意志。为保证这一“天下之义”的正确及其在组织内部的共享,墨子同时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人事原则和上下通情的沟通原则。

    尚同一义的共有价值观

    墨子首先指出“上下不同义”的弊病,这种无组织无共识的状况所造成的弊端很多。针对这个弊病,墨子主张选择天下有才能、有德行、又聪明、口才又好的人,充当“天子”,让他去做统一天下各种意见的工作。而天下如此之大,光靠“天子”一个人是无法统一天下人的意见的,因此还要选择优秀人才,把他们分别安排在“三公”、“国君”、“卿大夫”、“乡长”、“里长”的位置上,让他们也参与管理天下、统一天下各种意见的工作,这样就可以达到“尚同一义”的目的了。

    墨子所谓“尚同一义”,用现代管理的语言来说,就是形成组织的共有价值观。一个组织的共有价值观,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。首先,共有价值观表明组织成员在思想上达到了某种共识,这就产生了组织整合的效应,会形成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感,有助于增强组织系统的凝聚力和稳定性。

    其次,只有建立共有价值观,管理者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,组织成员也才能够据此判断事物的善恶、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,从而对组织成员发挥激励和行为塑造的作用。

    最后,共有价值观可以对组织成员的力量起到汇聚和整合效应,有助于发挥组织的潜在能量。这种团队的协调和统一,对于维系组织的持续存在和自我复制,也是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。

    尚贤使能的人事原则

    如上所述,墨子把统一天下意见的工作,寄希望于从“天子”到“三公”、“国君”、“卿大夫”、“乡长”、“里长”等各级社会管理组织的领导者,而这些领导者的才能、德行、聪明、口才是否称职,就成为组织共有价值观能否确立的关键。为此,墨子提出“尚贤使能”的明确主张,主张凡派去治理国家、官府、城镇、乡里的人,都应该是国家的贤能之士。墨子指出:如果让高贵而有智慧的人去管理愚蠢而低贱的人,国家便能治理好;相反,让愚蠢低贱的人去管理高贵而有智慧的人,国家就要混乱。

    这里墨子所推崇的“高贵而有智慧”的管理者,其“智慧”是指管理者本身所具备的德才兼备的品格,其“高贵”则指的是必须给予这些管理者从事管理活动所必需的名利地位。墨子将其概括为三个基本要点:爵位不高,百姓就不敬重;俸禄不厚,百姓就不相信;政令不决断,百姓就不害怕。所以必须给贤士们以高贵的爵位,给予丰厚的俸禄,委派以处理政事的重任,给予决断命令的权力,这不是为了赏赐他们,而是希望他们可以放手管理,从而获得成功。

    墨子特别强调,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如果能够诚心诚意地对待各级管理人员,尊重他们,信任他们,放手使用他们,就等于扩大了自己的管理能量。

    如此看来,墨子所谓“高贵而有智慧”的管理者,其“高贵”,不在于“出身”高贵,而在于职位高贵。即使是农民、手工工人或商人,只要有才能就加以推举选拔,给予高官厚禄,委派以处理政事的重任,给予决断事理、发布命令的权力。这里,体现出一种“不拘一格用人才”的可贵思想。

    与此同时,墨子还指出,如果统治者只是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、远近亲疏去用人,而不以才能为标准,那就有可能出现以下尴尬的局面:把那些不能胜任百人之治者,放置在千人之治的岗位上;不能胜任千人之治者,放置在万人之治的岗位上。这样,等于给这些低能者人为地提高了十倍的身价。他们只有一分的办事能力,却十倍地给予他们官职。那么,到头来他们也只能治理十分之一,而放弃其他的十分之九了。

    上下通情的沟通原则

    墨子所主张的“尚同”,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一个组织的不同意见统一起来,形成共有的价值观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,其前提在于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充分沟通。

    墨子指出:领导者管理政事,掌握了下面实情的就能得到治理,不掌握下面实情的就要引起混乱。如充分了解到民众的善恶是非,就能对好人加以奖赏提拔,对坏人加以惩罚,那么国家一定能得到治理;如不能掌握实情,就必然引起混乱。

    因此,墨子十分强调,思想统一的前提,在于充分尊重民众的意愿。假如不了解民情,不把握民意,上下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统一,上级的意图也就不能真正得到下级的理解、认同和贯彻。由此看来,墨子所主张的“尚同”,并不是领导者的独断专行,而在于充分吸取民众意见之后所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“共识”。

    所以,高明的领导者治理天下,他挑选出来充当自己助手的都是优秀的人才,帮助他观察、听取意见的人很多,集思广益,兼听则明。

    为了帮助员工解决需跨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,联想的杨元庆亲自总结了联想沟通四步骤:一是“找到责任岗位直接去沟通”,即直接找到问题涉及的关键岗位协调解决;二是“找该岗位的直接上级沟通”,即可以要求关键岗位的上级予以帮助;三是“报告自己上级去帮助沟通”,就是要求自己的上级去找关键岗位上的人进行沟通;如果还不行,就采取第四步,“找双方共同上级去解决”。联想的沟通四步骤,是以解决问题为原则,采取自下而上的反映路径。这种方法“层层递进”,实效强,很值得其他企业借鉴和效仿。

    兴利天下的经营原则

    墨子主张以兴利除害为人生的经营目标,图谋国家富强、人民富裕。在兴利方面,墨子反对宿命论,主张人们努力作为、积极进取;在除害方面,墨子反对浪费,主张节约。为此,墨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。

    义以利人的经营目标

    墨子所谓的“义”,实际上就是为天下百姓谋利,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去做,不利于天下百姓的事便不去做。为天下人谋利,既是大义,也是大利。为此,墨子还专门算了一笔账:

    商人到四方去做买卖,是因为买卖的市价相差好几倍,有利可图。虽然其中有通过关卡的困难,有遇到盗贼的危险,也毫不顾忌,坚持把买卖做下去。而士人只要坐着宣传“义”,没有通过关卡的困难,也没有遇上盗贼的危险,这样做同商人取得的利益相比,倍数多得无法计算,可是却不去做。可见士人计算利,就不如商人精明。

    在墨子看来,宣传“义”个人所付出的并不多,而天下人由此而获得的利益却相当大,因此可以说是一笔相当“合算”的买卖,应该作为人生的最佳选择。

    非命尚力的进取精神

    墨子提出过著名的“三表法”,就是考察言论正确与否的三个标准:第一是向上探求古代圣王的事迹;第二是向下考察百姓耳闻目睹的事实;第三是把这些言论具体化为政治管理的措施,看它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

    墨子运用“三表法”,揭示了“有命论”的荒谬和危害,提出“尚力”的主张。他指出:人类当然与禽兽、麋鹿、飞鸟、爬虫们不同。后者可以听天由命,以它们的羽毛为衣裳,以它们的蹄爪为鞋袜,依靠它们周围的水草为食物,因此即使雄性的动物不耕田种地,雌性的动物不纺纱织布,也能够衣食无忧。而人类就不一样了,“赖其力者生,不赖其力者不生” .

    相信“有命论”的人认为,人生的寿夭、贫富,社会的安危、治乱,都是由预定的“天命”决定的,人的力量无法减损与增益。个人的困穷、显达、受赏、被罚、吉祥、祸殃都有定数,个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,也不能改变它。墨子指出,如果官吏们相信了这种说法,就会怠慢分内的职守;百姓们相信了这种说法,就会懒于劳作。官吏们不理政事,社会就会混乱;农事废弛,国家就会贫穷。既贫穷又混乱,就会败坏政治的根本。

    人们排除了“有命论”的影响,认识到一切依靠自己的力量,就能勤奋工作。墨子这种“非命尚力”的思想,突出财富的来源在于人的劳动和创造,鼓励人们奋勉努力,洋溢着自强不息、积极进取的精神,值得肯定。

    节用尚俭的消费观念

    墨子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,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,除了加强生产之外,还要靠“尚俭”、“节用”。

    墨子制定了“节用之法”,其主张具体包括多方面的内容:

    一是反对统治者为了享乐而横征暴敛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。因而要求统治者力行节约,懂得“俭节则昌,淫佚则亡”的道理。

    二是反对衣饰过度追求华彩,认为“衣服之法”在于冬服足以御寒、夏服能保持凉爽就可以了。不主张过分追求五味调和、气味芬芳和罗致远方的奇珍异品。

    三是反对制造华美的兵甲车船,认为剑的作用在于击刺,铠甲的作用在于防护身体,车的作用在于负重到达远方,舟船的作用在于渡河。因此,制造这些兵甲车船,只要达到其功能即可,没有必要作额外的打扮装饰。

    四是主张简易的宫室建造,认为建造房屋宫室,四壁能够抵御风寒,房顶能够遮蔽雨雪,中间洁净,墙壁能够隔绝男女,使之有别,就可以了。

    五是提倡节葬。他认为,儒家的葬礼仪式繁杂,多以财货殉葬,礼制规定的居丧期又很长,使生者难以承受,因此主张薄葬、节葬。

    六是主张非乐。墨子认为音乐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,统治者为了满足对音乐的享受,必将征调许多劳力制造乐器,充当乐手,耽误了生产劳动。如果老百姓也起而仿效,就会妨碍耕织生产,因此,他反对儒家的“礼乐”,主张“非乐”。

    墨子的“节用”主张,有些措施过头了,但是,反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,避免社会财富的过度消耗和浪费,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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